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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如何被封为儒学创始人,为学派义钩沉

2019-12-26 00:35 来源:未知

综上所述,从点化“儒”字的学派意义看,孟子乃承墨子之先,启荀子之后:墨子以局外人、批判者说儒,孟子以剧中人、继承者说儒;荀子把儒者复杂化、政治化,孟子把儒者简约化、人文化。因其简约化、人文化之维,孟子重构了《诗》《书》与孔子之间的相互性权威,阐释了孔子与《春秋》之间的批判性关怀,实现了道统与孔子之间的内在性贯通。因其剧中人、继承者之维,孟子既以“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为准绳,同时又逻辑地展开了“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和“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亦孟子从儒家一统取向点化“儒”字的苦心孤诣!魏源的《默觚上·学篇九》说过:“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外于儒矣……”历史上的政治运作假借儒学之名并外在于儒家精神的种种事实,十分值得我们时时刻刻——而不是在这里——予以深切的关注。


孔子行教图 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是今天各种书籍、文章,无论正史,还是野叟曝言,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说。也是平常百姓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铁律,不容置疑,也没什么好疑的。但假如我们某日心血来潮,突然问上一句,事实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还就较了真,来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大吃一惊。在我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自以为天经地义,最安全,最正常,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们一脚踩空了。 翻遍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原始资料,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写到过,说过,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也没有一个人说过孔子创立了儒学。更为关键和重要,也更让人惊异的是,在孔子与儒之间,似乎藏着一个已被时空和后世人有意无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隐秘。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先从《论语》说起。在所有与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书籍中,《论语》毫无疑问是最真实、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记录。但全部《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多条语录,“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133页),孔子说到儒字的,仅仅只有一次。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犹如电光火石之一闪而过。之后,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点的弟子,无一人提到过,问及过儒,甚至是与儒字沾边、相关的内容和话语。这就使得孔子对子夏的这次说话,显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寻常。在《论语 子罕》篇中,起首一条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者,很少说,甚至有闭口不谈的意思(见朱熹《四书集注》注解1)。然而据范文澜先生统计,“论语里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页)讲了一百多条,都可以说成是罕言;那仅仅是一言带过,绝口不提的儒,与作为被后世奉为儒家、儒学创立者的孔子,这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乃至讶异吗? 再来看《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家》,是除《论语》之外,孔子生平事迹最全面详尽的记述。孔子一生言行举止,坎坎坷坷,思想情感,心理波动,史迁用他饱醮激情的笔墨,几乎是事无巨细,尽在篇中。然而,《孔子世家》从头到尾,9000多字,提到儒字的,又仅仅只有一处!(好像是刻意要来跟《论语》形成一对一的呼应对照。)而这一处提到儒字的过程与写法,颇值得细细体会。为了尽可能表现出这种意味,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详细一些。孔子死后,先是鲁哀公作诔,表示追悼之意,严肃认真的子贡,为此还很不客气地数落了哀公一番。然后,是写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六年。”然后再写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请注意,一直写到这里,司马迁才腾出笔来,带了一句,“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这就是《史记 孔子世家》全文,唯一写到儒字的地方。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诸儒”的出现,作者司马迁是完全有意地,将其与孔子弟子,甚至鲁人的出现,专门区隔分别开的。为什么?如果说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为什么要作这种区隔?很明显,这里的诸儒和子贡他们不是一伙的。难道这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如果是,那为什么在孔子,子贡及其他弟子身上,连儒字都懒得说,都免掉了?而这种隔绝,与孔子作为儒家创立者,儒学创始人的形象,是不是离得也太远了点?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世家》结尾处的太史公曰,照理说,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不可能忽略的大事。但司马迁又一次付之阙如。史迁说了一通他本人对孔子的景仰,感念,慨叹孔子可谓至圣矣;却片言只语没有提到儒字,提到什么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之事。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高瞻远瞩,烛幽洞微,这难道不也让人心生疑窦吗? 如果顺着《史记》继续往前走,我们肯定不能遗漏掉,由司马迁首创的《儒林列传》。在这篇直接以儒命名的列传中,司马迁倒确实在一开始写了孔子的删诗书,作春秋,也写到孔子门弟子的简单行略。但司马迁好像只是交待了一种背景,还是没有把孔子,包括孔门弟子跟儒,跟儒学、儒家直接联系起来,更遑论创立学派之事。在这篇《儒林列传》中,讲完了孔子和孔门弟子的事迹后,作为本篇文章的主角,儒,这才姗姗出场。如果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一件在后人看来是堂堂正正、彪炳史册的煌煌伟业,司马迁为何要如此近于刻意淡化地来写孔门与儒的关系,为何没有开门见山,最起码给个明明白白的介绍、说明?《史记》虽不像《春秋》之所谓微言大义,但也绝非信手之作。司马迁本人对孔子的景仰,前文已述,他在孔子与儒之间,笔底究竟掩着一种什么样的难言之隐?至少,我们从字面上读,根本不可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儒学的半点印象。莫非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样的事情,在史迁的笔下,竟是一件不值一说,或者说是,不太好说的事? 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路径,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四书五经,在后世之人眼里,被视为所谓儒家的命根子,而三礼之《礼记》,在其中又占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礼记》中有一篇《儒行》,整体看,很像是一篇儒者的辩护词与赞美诗,也是日后所谓儒者们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的圭臬与指南。但就是这篇《礼记 儒行》,让人玩味之处也颇多。其一,它同样一字未提所谓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一说。其二,文章开头,鲁哀公问孔子(如果此事属真,那它发生时,已是孔子晚年,孔子死在哀公十六年),说先生您穿的衣服,是儒服吗?孔子在绕了莫名其妙的半个圈后,回答说:“丘不知儒服。”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服饰史的人知道,服装在中国古代,在政治文化学上的重要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胡服骑射的故事,大家不会太陌生,它所引发的震动,无异于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三礼(《周官》、《仪礼》、《礼记》合称三礼)之中最为重要的即是《丧服篇》。《书城》杂志一篇名为《大明衣冠何处?》的随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改朝换代与服装的关系。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发明中山装,更是直到如今,仍是国家领导人的装束选择之一。而被后人奉为儒家、儒学开创者的孔子,竟会以一种听上去不太高兴的口吻说:“丘不知儒服!”这难道还不够让人吃惊吗?其三,《儒行》一文,文章主体内容,用的是“儒有”的表达格式,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它至少说明,在作者写这篇《儒行》时,儒并非铁板一块,并非一个整体性的团队,并非已成“一家一派”,很可能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有好也有坏,故称“儒有”。而且,听这辩解语气,应该可以认为,好的还是少数。最后,这托名子曰的长篇“儒有”,稍有古典文学底子的人,一眼就能识别出它与《论语》中孔子说话的天差地别。台湾一位学者,在其所著《中华文明通史》中,直言:“孔门弟子作。”(笔者甚至怀疑,它是否会出自时间更后的汉儒之手) 以上基本可算作是与孔子关系直接、近密的材料。如果有兴趣继续深挖下去,我想,我们应该首先去先秦其他诸子的著作里翻一翻了。但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因为,真实可能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 《庄子》号称道家之书,但孔子却是其中进出最多的一位客人,好像庄周不拿孔丘说事,就显示不出自己的高超深远。《庄子》一书,尤其是外篇、杂篇,孔子不仅是熟客,而且被作者极尽揶揄、调侃之能事。但有一点,庄子在写孔子与儒时,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试看外篇《田子方》,前面有三段写到孔子,但一个儒字也没出现。紧接下来一段正面写儒,甚至给出了儒的定义,但又绝不涉孔。这种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是整个先秦时期,孔、儒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为何后人对此要故意的回避、淡化,乃至于装聋作哑? 《孟子》情况与此如出一辙。孟子这位古今华夏口才第一的雄辩家,他的书中自然没有少写到孔子和儒,但却与庄子似乎是不约而同地,恪守着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的准则。孟子与孔子与儒的关系,这里无法展开,但以孔孟在所谓道统上的传承关系,和孟子在所谓儒家、儒学上的特殊地位而言,《孟子》一书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事情的某种严重性和真实信号吗? 荀子,后世公认的所谓儒学之集大成者。《荀子》一书中,有两篇文章分别写到孔与儒,《仲尼篇》和《儒效篇》。《仲尼篇》中,一个儒字没有。《儒效篇》呢,这是一篇全面论述儒的文章,跟《礼记 儒行》不同的是,《儒效篇》说好也说坏,对儒有赞美,也有痛诋。其中三处说到孔子,“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就是这些,全都在这了。你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或儒学的内容么? 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这是我读先秦诸子的一个发现。但有一家,打破了我的发现。这就是《韩非子》。《韩非子 显学》篇,劈首一句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这是我在先秦诸子――墨子除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孔、儒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峻急的韩非,把孔、墨是当论敌来对待的。韩非以一种精密而暴烈的逻辑,论证了儒、墨的荒谬不可行。韩非笔下的儒、墨,基本没有什么正面、积极意义,有的只是贬斥与鄙夷。所以,韩非说“儒之所至,孔丘也”,我们就很难把它看成是种肯定和赞美,而倒有可能是刻意地曲解与误导。况且,很显然,这跟孔子创立儒家,其义之相差,仍不可以道里计。 诸子大家之中,只剩墨子。墨子在他的书里,有专门的《非儒篇》,但我手边没有墨子全集,所以,若有人指出墨子在书中,说了孔子创立了儒家,我愿就此推翻以上全部论证。 如果我们还不嫌累,还想继续向前,我想大概只能走近至今真伪莫辩的《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了。虽然笔者认为,这两部“伪作”里的孔子及诸弟子,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要比《礼记》更形近于《论语》。但既然专家学者,都说它们是西晋人的伪作,那咱们也就趁机作罢歇手吧。 写到这,也许有人会笑着说,你真是太天真,太不自量力,愚不可及了。后人之所以说孔子创立了儒家,是从历史新知网的现实结果来说的,并非一定要像现代政党的成立,得孔子本人亲自组织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读“党纲”。是的,我承认,历史新知网很多时候,是讲既成事实的,但学术岂能等同、迁就于历史新知网的既成事实?孔子之前,儒已存在,孔子时代,儒者遍地,但为何在孔子本人,及与他时代接近的学者,都明显显示出孔子与儒之间,有着某种疏离,甚至是避忌的情况下,孔子一死,却成了所谓儒家的创立者,创始人?这之间的变迁是如何跨越的?孔学与先儒,与同时代之儒,与后世之儒,究竟是种什么关系,这岂能是含含糊糊、含混而过的事?孔学就非得要与儒学合二为一?孔学就非得一定要用儒学来命名?这符合孔子的意思么?孔子若泉下有知,他会怎样来面对所谓儒家、儒学的创立者、创始人,这样一种封赠?怎样面对他本人与所谓儒家、儒学之间的这样一种变迁和跨越?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继续向前,更深入一步,来探源这个有点神秘莫测的儒,它究竟始源于何处?孔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跟儒发生关系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关系?儒在中国历史新知网的长河里,究竟经历过怎样的荣辱与嬗变? 儒的起源,用扑朔迷离,纷乱如麻,诡异奇谲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儒,《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①指儒家;②旧时指读书人。 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段玉裁注:儒、柔以叠韵为训。郑氏《三礼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www.lishixinzhi.com能服人。 我们先且按下这堆解释,另由蹊径,来趟一趟这儒的起源,究竟从何而来。 近人章太炎曾作《原儒》一篇,以他那著名的坚实,晦涩、烦琐的小学功夫,表明了对儒的起源的认识。简明地说,就是儒起始于周朝的王官。 胡适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胡博士颇有点让人惊讶地说,儒源起于被周武王灭掉的殷商后裔。胡适的论证方式,充满了现代心理学和文学想象的魅力。 其实,章太炎和胡适的观点,并非是冰炭不同器的势不两立,他们各有其依存的根基和价值。 要给予儒一个较为明晰,但又不要太过烦杂的解释,我想,还是应该从平王东迁开始说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在此之前,西周王朝已被犬戎所灭。所以,平王定都洛邑,说起来是迁都,实际是新立了一个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当时面临一种什么状况,概括地说,就是王室衰微,诸侯兴起。王室衰微,表现在,一,王室土地日益萎缩,所谓“昔先王日辟百里,今也日蹙百里”(《诗经 大雅 召》),而土地,自古及今,都是财富的根本。二,诸侯的贡献也日蹙。据范文澜《中国通史》,“按照鲁史春秋所记,242年里,鲁君朝王仅三次,鲁大夫聘周仅四次。鲁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亲近,朝贡几乎全废,其他诸侯的朝贡自然不会比鲁多一些。”(《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64页)人都不来了,见面礼也就肯定别指望了。 东周王室当时究竟穷到什么地步,我们借几个事例,稍作说明。“开国之君”周平王死后,下葬的钱不够,周王室派人到鲁国去求助“丧葬费”。公元前697年,周桓王私自向鲁国求车,说明,王室穷得连车都置不起了。桓王死后,因为没钱,七年后才得以埋藏(见顾德融 朱顺龙《春秋史》) 穷到这种地步,“不能养活众官”(《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165页)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一般书籍,写到这里,都是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最多不过说说官学衰,私学起之类。但照笔者看来,正是在这个历史新知网的节点上,“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发生了足以影响后世中华民族文明传承与文化衍变的重大事件。古往今来众多历史新知网学家,文化学者,将这段历史新知网中的碎骨连筋忽略不述,漠然走过,在笔者来看,简直是最不可思议的历史新知网惊奇。 随着王室衰微,没钱养活众官,一场被两千多年前岁月风沙堙没的历史新知网剧,上演了。 大批大批前中央政府王室官员向民间飘散!向那些正在兴起,开始具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诸侯国飘散。 “公元前520年,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起兵争王位,兵败,率如氏、毛氏、尹氏、南宫等残部,带着王室所有的曲籍,逃奔到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165页)可以想见,在东周全部的414年里,这只不过是一次上规模,有组织,有记载的转移。在此之前,更早、更多“散户”流亡式“移民”,如风吹沙扬,细水长流,已完全迭散于史籍之外。 而这,就是儒的历史新知网起源线。 东周王官向民间散落的过程,就是儒之最初的形成过程。 也就是说,由于周王室衰弱,大量官员被裁减,或自动流失,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形成最初的细胞、土壤、血液、精脉。从物质构成的来源说,他们就是太炎先生所说的王官。而从某种礼仪精神的源流来讲,他们跟周之前朝――殷商后人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也不是没有可能。至于《汉书 艺文志》推断“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精细的同时,多少有点缩杵为针了。 现在,我们得稍稍解释一下,周朝王官的官字。 周朝的王官,跟我们今天的官,其含义颇有不同。周朝的官,其一,权力意味要小,职位意思更重。其二,周朝的王官,跟礼紧密结合在一起。《三礼》中的《周礼》,其实就是有周一朝的全部职官表。周朝是所谓礼制社会,要想在周朝任职为官,必须对周王朝礼制的方方面面,其思想、制度,言词,仪式,操作,法度,规矩,做到通晓娴熟。什么样的人能做到?首先,必须是有知识的人,才有可能。 所以,王官即是知识分子。而周朝的知识分子,不当官的,几率微乎其微。 现在,我们有稍许的恍悟了。难怪中国的文人,直到如今的知识分子,看上去一个个的这么像官,这么的想当官,原来用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说,不过是潜藏极深的历史新知网心理的复位啊。 那,王官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后世所称的儒的呢? 要精确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着实有些难度,孔子的话,“不足征也”,材料太少。于是我们只好借助侯外庐先生的著作,来稍作勾画。 侯外庐并没有直接说,儒者,来自于周朝王官,而是根据庄子的话,认为儒者来自邹鲁绅。侯先生叙述儒的演变过程,精劲有力,转述如下: 到了春秋,公子与富子争夺,富子大夫取得政权,礼固失其基础,《诗》亦不容于作批判的活动。礼不是成了贵族的交际礼貌仪式,即成了冠婚丧祭的典节,《诗》则流于各种各样的形式。这样便把西周的活文化,变成了死规矩”,“然而,这一项讲究,并不是平常人所能胜任的。它必须有传授的行帮才能给贵族装势头,所谓道诗书礼乐者,即成为名为儒者的职业。”(侯外庐《孔子批判主义社会思想底研究》) 原来在官府里任职,官、礼一体,因为中央政府没钱养不活,官没了,只剩下礼;除了礼,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没有营生的本领,又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依靠和舞台,只能去向新兴的权贵者找饭吃。而这时的礼,失去了原先的精神与内质,徒然剩下一副装门脸的样子和工具,好比游走卖唱者手中的三弦与二胡,迹近于小丑与乞丐。概言之,这就是儒在中国历史新知网上春秋中后期的嚆矢与滥觞。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在这大群大群向民间飘散的王官当中,有一批被称为士的群体。许多学者把儒的生成,跟士紧紧联系起来,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类似《汉书 艺文志》把儒的起源,限定在司徒一职上。士本身原先最早也是周王朝体制内的人,是王官的一部分(集中于这一阶级的最底层)。他们有的凭能力,机遇,攀升到上层权势的位置,但更多的,沦落为儒,或其它非文人职业者。不过,并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儒的产生,全都只归结于士的身上。我们知道,在春秋乱世,百里奚这样的奴隶,管仲这样的死囚,朝夕之间,可以成为宰相,而那许许多多的败落“王官”,也就有可能上门乞食。《左传》写到过,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向野人乞食,野人给他土块。 对于这样一批被称为儒的人,与孔子时代接近而稍后的墨子,有过这样著名的描写、刻画: “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儒、墨对立而相争,上述语也许可视为论敌的诬蔑。那就来听听儒学大师荀子的高见: “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俨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荀子 非十二子》、《荀子 儒效》) 更加不堪入耳,不堪入目了。“偷儒”、“贱儒”、“俗儒”,全来了。墨子还是冷嘲,荀子已是痛骂。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嗜饮食”,看来,这算是儒者们的共性了,也正是儒者生存景况的写实和记录。――迄今仍为世人所司空见惯。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篇起首,《说文解字》段玉裁的注,继续对儒,作另一角度的破解和剖析。 “儒、柔以叠韵为训。”郑氏《三礼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儒、柔以叠韵为训,说得很明白,这就是训诂学上的音近而义同,音同而义近。那柔又作何解呢?郑氏者,两汉经学首屈一指的大师,郑玄也。儒之言优也,柔也。一语道破。儒-优-柔,这是古今中外,汗牛充栋,堆山填海般关于儒,关于儒家、儒学,哦,对了,还有儒教的文字中,最一针见血的注解!――原来,柔即优也。有个成语,优柔寡断。那么,什么是优呢?优者,戏也。《左传 襄公二十八年》有:“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此处“优”字,即指演戏,后引申为“演戏的人”。倡优连用,今日仍不时一见,用前人的话说,就是戏子。儒者在权贵家里,那让人眼花缭乱的繁文缛节,不正像是一出戏?像在演戏吗?《史记 孔子世家》其实还有一处出现了儒字,那就是“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有古汉语基础的人知道,至少在秦汉以前,汉语词汇基本由单音节词构成,优倡侏儒应该是四个独立,但意思相近的词,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儒的这个作戏的影子,直到今天,不也仍在我们时代影影绰绰,我舞我蹈吗?从儒的诞生之初起,它就是专业的“第三产业服务员”。而它的服务对象,由于自谋生路的需要,一开始,就已固定不移了。也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所指:“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根柢即在于此。 这就是儒,在春秋时期的基本生存面貌和形象。说得直白点,就是谁家有喜事,赶紧凑个班子过去热闹一下;谁家有丧事,又赶紧拉上一拨人马,过去热闹一下。――弄顿吃的,攒点零花钱。还记得《史记 孔子世家》,写孔子死后葬鲁城北泗上,最后写到的那群像是无名鼠辈,偷偷溜出来的诸儒吗? 说到这,又得插入两句。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这个术字,前人虽多有语涉,但总给人语焉不详的感觉。如果我们把术和前文中的优字相联系,情形也许就豁然开朗了。一场大戏做下来,可不是得有术么?太炎先生《原儒》中,引述儒者们求雨时的装扮和作派,没术,可是玩不转的。秦始皇坑儒,有人说坑的是术士,其实术士,也就是那时的儒。他们帮秦皇“作戏”,作到中途,全部开溜。始皇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给埋了。一直到两汉皇朝终结之前,儒生,术士,就是一帮抱着古礼,像抱着神秘莫测的“装修工程图”的礼仪表演队,以装神弄鬼的方式,时好时坏,混口饭吃。 儒学在叔孙通手里,借用刘邦的汉宫平台,第一回正式登上历史新知网舞台,其身份、作用,是纯粹工具性的,跟一台戏班子,并没有太大不同。随后,儒学渐渐展现它的政治潜能和天赋,由工具向实体进化,坐稳了皇宫的嘉宾席,成为固定不变的“嘉宾兼主持人”。随着儒学现实本体性的确立、强化、固化,儒学理所当然成为皇家社稷――也就是现在某些人眼里的中国――文化辨识、鉴别的底本校正器。 从此,儒学,拥有了早年那帮一母同出兄弟难以望其项背的特殊身份――中华文化唯一垄断代理商和经销商。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亻患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怍,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孟子》有两章提到“儒”字:“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滕文公上》5·5)“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尽心下》14·26)前者是引夷子之语,后者是孟子自道。“儒”之一字,孟子如何理解?又有何意义?这里联系先秦思想文化史略作辨析。 《左传·哀公二十一年》说过:“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左传》书中,“儒”字只此一见,亦仅具备普通含义:儒书即礼书。鲁哀公二十一年是公元前474年,而孔子已于鲁哀公十六年亦即公元前479年去世。因故,一般认为“儒”字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6·13)冯友兰(1895-1990)的《原儒墨》认为:“孔子不是儒之创始者,但乃是儒家之创始者。后世既为儒家之天下,故孔子亦为后世之‘至圣先师’。”钱穆(1895-1990)的《孔子传》指出:“儒业为孔子前所已有。凡来学于孔子者,初为求食来,而孔子教之以求道。志于道则为君子儒,志于食则为小人儒。”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8章《师儒》强调:“按照孔子所说,春秋末期世俗的用法中,确有以‘儒’为贬义而妄相诟病的情况,但这已不是‘儒’之命名的本来意义;而儒家则以大丈夫的君子儒自命,显示着儒与儒家的根本分化。”孔子乃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但《论语》中的“儒”字其实并不是在学派意义上使用。 章太炎(1869-1936)的《原儒》一文认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照此说法,《论语》之“儒”还不是指专门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的人——此乃儒之“类名”,只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此乃儒之“达名”。外延越小,内涵才越确定,“达名为儒”比“类名为儒”的外延大得多,可见《论语》对“儒”这个字眼的学派意义尚处于极其朦胧的境地,它离外延最小、内涵最确定的“私名为儒”还相距较远。 孔子之后,《墨子·公孟》有“儒之道”的提法:“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又云墨子非儒,但称许孔子: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非儒”是墨家的主调。《墨子》即有《非儒》两篇,上篇已阙,下篇今存。《非儒下》云: [1]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 [2] 儒者曰:“君子必古服言,然后仁。” [3]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 [4]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强则助之胥车。” [5]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 《非儒下》引述的这些话,可视为依次对应于下面的儒家经典: [1]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 [2]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章》) [3]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7·1) [4] 伐不踰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春秋穀梁传·隐公五年》) [5]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客,然后尽其声。(《礼记·学记》) 这种对应关系,正如陈来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的论文所言:“到了墨子的时代,‘儒’或‘儒者’已经成为墨子及其学派用以指称孔子学派的定名了。”换言之,《墨子》已有“私名为儒”的明确意识。当然,近人吴毓江(1898-1977)的《墨子校注》有段关乎《非儒下》文献可靠程度的话亦值得注意: 儒、墨道不同,交相非毁,诚无足怪,于诸子书中可考见之。此篇所举,或涉琐细,又无“子墨子言曰”,与《尚贤》等有上、中、下三篇者亦不同,明非尽本墨子。自“以所闻孔丘之行”以下,与上文就事立论者显然有别,不类一篇文字,疑经后人补缀窜乱,非墨书之旧也。 《墨子》以“儒”指称孔子创立的学派,实亦启发了孟子。“儒”字在《孟子》中仅仅二见,但从“儒者之道”(5·5)到“逃杨必归于儒”(14·26),均表明孟子是从学派意义来理解“儒”字,此乃“私名为儒”。与孟子大约同一时期的庄子,亦具有儒、墨之分的学派意识。《庄子·盗跖》录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者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 孟、庄之后,“儒”字频繁出现于荀子笔下。《劝学》就以儒、墨对举:“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儒、墨之分,实则学派之分。荀子说“儒”,意义又较为复杂。比如,《劝学》有“陋儒”“散儒”之说,《非相》有“腐儒”之说,《非十二子》有“贱儒”之说。《儒效》甚至区分出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四种类型: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亻患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怍,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荀子说儒,极具批判意识,有时甚至毫不包容。《非十二子》就指名道姓地认为子张、子夏、子游等孔门高弟子均是贱儒:“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荀子这一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其“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的政治儒学立场密切相关。凡不符合这种立场,荀子均加以排斥,以致“不把‘儒’作为一个单一的学派群体,而是充满内部分歧的学术混合群体”。 但是,荀子对“雅儒”“大儒”的期盼,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鲜明反映了儒家因应秦之统一时代的新追求,并因而与孟子相区分。这种区分即是:孟子坚持文化儒学,荀子持守政治儒学。正如前引陈来的期刊论文所说: 荀子自己很重视《诗》《书》,常常引称《诗》《书》,这继承了春秋后期思想家和早期儒家重视以《诗》《书》为规范性资源的作法;但同时在他看来,在制度与秩序重建的战国后期,《诗》《书》的缓慢的文化作用赶不上政治的急迫需要,注重经典传承的“文化儒学”的立场应当让位给强调制度和规范的“政治儒学”的立场。 文化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分,亦是“儒分为八”的思想根源。《韩非子·显学》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儒分为八,展示了儒家不断发展的一面,也刻画了儒学日趋复杂的一面。另外,熊十力(1885-1968)的《原儒》上卷《原学统》指出:“……晚周六大学派,儒为正统,墨、道、名、农、法,同出于儒而各自成家,各辟天地,猗欤盛矣!”这一论断至少表明儒家是周秦之际最大的显学,并对诸子百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以“儒”名篇的古籍,《墨子》有《非儒》,《荀子》有《儒效》,《礼记》有《儒行》。《礼记·儒行》记有孔子对鲁哀公列举的17种儒者之行,而且几乎均以“儒有”二字起首(仅第16种例外)、“其××有如此者”(仅第17种例外)作结,格式十分工整。孔子陈述的种种儒行,勾勒出真正的“儒者”应当是从主观内心到身体外表、从言论到行动、从在朝到在野、从通达到穷困都合乎道德标准和理想人格的“全面发展的人”。考虑到《礼记》各篇成书的复杂性,我们仅将《儒行》视为早期儒家而非先秦儒家的理论反思成果。 综上所述,从点化“儒”字的学派意义看,孟子乃承墨子之先,启荀子之后:墨子以局外人、批判者说儒,孟子以剧中人、继承者说儒;荀子把儒者复杂化、政治化,孟子把儒者简约化、人文化。因其简约化、人文化之维,孟子重构了《诗》《书》与孔子之间的相互性权威,阐释了孔子与《春秋》之间的批判性关怀,实现了道统与孔子之间的内在性贯通。因其剧中人、继承者之维,孟子既以“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为准绳,同时又逻辑地展开了“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和“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3·3),此亦孟子从儒家一统取向点化“儒”字的苦心孤诣!魏源(1794-1857)的《默觚上·学篇九》说过:“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外于儒矣……”历史上的政治运作假借儒学之名并外在于儒家精神的种种事实,十分值得我们时时刻刻——而不是在这里——予以深切的关注。作者系《中山大学学报》编审

荀子说儒,极具批判意识,有时甚至毫不包容。《非十二子》就指名道姓地认为子张、子夏、子游等孔门高弟子均是贱儒:“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荀子这一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其“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的政治儒学立场密切相关。凡不符合这种立场,荀子均加以排斥,以致“不把‘儒’作为一个单一的学派群体,而是充满内部分歧的学术混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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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以“儒”指称孔子创立的学派,实亦启发了孟子。“儒”字在《孟子》中仅仅二见,但从“儒者之道”,均表明孟子是从学派意义来理解“儒”字,此乃“私名为儒”。与孟子大约同一时期的庄子,亦具有儒、墨之分的学派意识。《庄子·盗跖》录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者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

【中华读书报】“儒”为学派义钩沉

《孟子》有两章提到“儒”字:“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前者是引夷子之语,后者是孟子自道。“儒”之一字,孟子如何理解?又有何意义?这里联系先秦思想文化史略作辨析。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05-07第13版 | 作者:杨海文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4-05-09 | 阅读次数:

[1]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

荀子自己很重视《诗》《书》,常常引称《诗》《书》,这继承了春秋后期思想家和早期儒家重视以《诗》《书》为规范性资源的作法;但同时在他看来,在制度与秩序重建的战国后期,《诗》《书》的缓慢的文化作用赶不上政治的急迫需要,注重经典传承的“文化儒学”的立场应当让位给强调制度和规范的“政治儒学”的立场。

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3]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2] 儒者曰:“君子必古服言,然后仁。”

[2]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以“儒”名篇的古籍,《墨子》有《非儒》,《荀子》有《儒效》,《礼记》有《儒行》。《礼记·儒行》记有孔子对鲁哀公列举的17种儒者之行,而且几乎均以“儒有”二字起首、“其××有如此者”作结,格式十分工整。孔子陈述的种种儒行,勾勒出真正的“儒者”应当是从主观内心到身体外表、从言论到行动、从在朝到在野、从通达到穷困都合乎道德标准和理想人格的“全面发展的人”。考虑到《礼记》各篇成书的复杂性,我们仅将《儒行》视为早期儒家而非先秦儒家的理论反思成果。

《左传·哀公二十一年》说过:“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左传》书中,“儒”字只此一见,亦仅具备普通含义:儒书即礼书。鲁哀公二十一年是公元前474年,而孔子已于鲁哀公十六年亦即公元前479年去世。因故,一般认为“儒”字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原儒墨》认为:“孔子不是儒之创始者,但乃是儒家之创始者。后世既为儒家之天下,故孔子亦为后世之‘至圣先师’。”钱穆的《孔子传》指出:“儒业为孔子前所已有。凡来学于孔子者,初为求食来,而孔子教之以求道。志于道则为君子儒,志于食则为小人儒。”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8章《师儒》强调:“按照孔子所说,春秋末期世俗的用法中,确有以‘儒’为贬义而妄相诟病的情况,但这已不是‘儒’之命名的本来意义;而儒家则以大丈夫的君子儒自命,显示着儒与儒家的根本分化。”孔子乃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但《论语》中的“儒”字其实并不是在学派意义上使用。

[1]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4]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强则助之胥车。”

《非儒下》引述的这些话,可视为依次对应于下面的儒家经典:

孟、庄之后,“儒”字频繁出现于荀子笔下。《劝学》就以儒、墨对举:“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儒、墨之分,实则学派之分。荀子说“儒”,意义又较为复杂。比如,《劝学》有“陋儒”“散儒”之说,《非相》有“腐儒”之说,《非十二子》有“贱儒”之说。《儒效》甚至区分出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四种类型:

文化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分,亦是“儒分为八”的思想根源。《韩非子·显学》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儒分为八,展示了儒家不断发展的一面,也刻画了儒学日趋复杂的一面。另外,熊十力的《原儒》上卷《原学统》指出:“……晚周六大学派,儒为正统,墨、道、名、农、法,同出于儒而各自成家,各辟天地,猗欤盛矣!”这一论断至少表明儒家是周秦之际最大的显学,并对诸子百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这种对应关系,正如陈来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的论文所言:“到了墨子的时代,‘儒’或‘儒者’已经成为墨子及其学派用以指称孔子学派的定名了。”换言之,《墨子》已有“私名为儒”的明确意识。当然,近人吴毓江的《墨子校注》有段关乎《非儒下》文献可靠程度的话亦值得注意:

“非儒”是墨家的主调。《墨子》即有《非儒》两篇,上篇已阙,下篇今存。《非儒下》云:

孔子之后,《墨子·公孟》有“儒之道”的提法:“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又云墨子非儒,但称许孔子:

[3]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

[4] 伐不踰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

章太炎的《原儒》一文认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照此说法,《论语》之“儒”还不是指专门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的人——此乃儒之“类名”,只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此乃儒之“达名”。外延越小,内涵才越确定,“达名为儒”比“类名为儒”的外延大得多,可见《论语》对“儒”这个字眼的学派意义尚处于极其朦胧的境地,它离外延最小、内涵最确定的“私名为儒”还相距较远。

[5]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客,然后尽其声。

儒、墨道不同,交相非毁,诚无足怪,于诸子书中可考见之。此篇所举,或涉琐细,又无“子墨子言曰”,与《尚贤》等有上、中、下三篇者亦不同,明非尽本墨子。自“以所闻孔丘之行”以下,与上文就事立论者显然有别,不类一篇文字,疑经后人补缀窜乱,非墨书之旧也。

[5]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

但是,荀子对“雅儒”“大儒”的期盼,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鲜明反映了儒家因应秦之统一时代的新追求,并因而与孟子相区分。这种区分即是:孟子坚持文化儒学,荀子持守政治儒学。正如前引陈来的期刊论文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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