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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斟酌,周扬逝世

2019-12-26 00:35 来源:未知

现代以来的文学,宗派问题简直得从第一页开始讲起。

30年前的今天,批判与被批判,勇于反思的“文艺沙皇”周扬逝世1908年2月7日,周扬出生于湖南益阳,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后往长沙就读中学。五四运动期间,他深受...

内容摘要

蔡元培之长北京大学,标立“兼容并包”,这是都知道的。然考其实际,究竟并未如愿。

30年前的今天,批判与被批判,勇于反思的“文艺沙皇”周扬逝世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 延安时期的文艺体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它的形成与共产党对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 这一体制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时期的还有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它来源于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将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 在作家 “自我” 转变 “他者” 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 “非制度” 基础。

之前北大,无疑需要改革。该校“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身着长袍马褂,“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如此校风,无有不改的道理。

1908年2月7日,周扬出生于湖南益阳,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后往长沙就读中学。五四运动期间,他深受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阅读了大量新式书刊,开始文学创作。

本文原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01期。感谢作者刘卓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彼时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正当新旧替递的关口,客观上确有一种严重对立的情形。“兼容并包”之想,于理虽正,实行无望,连蔡元培自己也没法超然其外。

1927年,周扬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于国民大学和大夏大学。读书期间,他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新文化思潮,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他前往日本留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接触到大量马克思主义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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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26日,其北大校长任命发表当日,蔡元培即至前门外某旅馆访陈独秀,请他出掌北大文科。蔡元培的为人,道貌温言、宽和敦厚,我们认为在他那里,一己之见与“兼容并包”,能够有效地调和。只是以惯常而论,在中国,因鲜明的思想倾向或思想个性而伴随排他性,却是士林一般的风度。

1930年,周扬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界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与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一起,坚持走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强调文学的阶级性。

刘卓

陈独秀便是这样。他个性甚为明快,蔡元培因陈独秀富于新思维而属意于他,对其个性与气质可能却未及深思。既聘其为文科学长,为示尊重及郑重,又将“文学院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如此简任放权,便于陈独秀做大刀阔斧的改革。后者也确令北大焕然一新,但同时事情也很明显——北大基本朝着向新派一边倒的方向去了。短短二三年间,北大就从满目长袍马褂、以朽旧着称的大学,一变而为激进思想中心、“五四”运动策源地。

1932年,周扬重新入党,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成为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群众的位置”:

当初,蔡元培对北大所抱希望是思想多元、学生不问政治。这两点互为表里,目的在于唯以学术为酌核。“兼容并包”的本意,是认在政治的前头和以外,可以有学术的单独存在。主张学生不问政治,也是强调在学校做学生这个阶段,不必执着于一种特定政治立场,而以求取广博、客观的知识为要;相应地,教师对学生的培育,也不是对他的思想价值观加以固定和限制,以至于损妨了知识的研索。

他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撰写了不少旗帜鲜明的文艺评论,如《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论现阶段的文学》和 《关于“国防文学”》等。

谈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

陈独秀看法是相反的。罗章龙回忆,有句话平素他常挂在嘴边:“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摆在学者、学生面前的路亦只有两条:“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所以对“五四”运动,蔡、陈态度截然不同。蔡元培说:“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陈独秀则大加鼓动,“‘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不光说,也亲自做,“六月十一日,他亲自带领我们上街散发《市民宣言》”并遭逮捕。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宣传阵地,吸引了大量左翼文化青年投身革命。1936年,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解散。

延安文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作家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依托于这一框架,产生了不同的阐释路径,以丁玲研究为例,一种是将其转变视为是知识分子改造的结果[1],一种是将其理解为“五四” 的女儿,以延安时期作为受压抑的、屈从的时期。[2]后一阐释与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主流叙述,即知识分子受难、归来的作家等表述有很密切的关系。很显然,这两种形象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丁玲的复杂性。这并不是一个个案,对那些当时奔赴延安、经历了延安整风、 此后仍对革命矢志不渝的作家来说,他们复杂的精神历程无法在个人自由与组织宰制这一二元对立框架中获得有效的阐释,由对阐释框架的缺陷而产生的反思已有了一段时间的积累。[3]

最终来看,北大改革落在实处的,与其说是蔡元培所倡“兼容并包”理念,不如说是陈独秀“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的激进姿态。百年来,北大与现当代政治间紧密的缠绕,颇能验明在这间学校陈氏烙印恐怕多于蔡氏气质。

1937年,周扬来到延安,出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他发起成立了“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出版了《文艺战线》等多种抗敌文艺刊物。他撰写了大量文艺评论,团结各界抗日,使延安成了名扬中外的新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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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渊源略显离题,可是要交待现代文学肇初时的背景,却也省略不得。现在可以来谈正题——陈独秀入北大后,有两件事与本文的关系重要,一是在北大文科大量充实新派人物,一是将《新青年》迁到北京。

1942年,周扬担任延安大学校长,并兼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亲自主讲艺术概论和文艺评论。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周扬立即发表长文《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提出要以革命意识形态指导文艺工作。从此,周扬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进入党的宣传机构,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

一部分的研究集中在钩沉这些投身革命作家的历程的内在复杂性,即其对延安的认同并不是改造的结果,而是长期以来的追求①,另外一部分着眼于丁玲与当时的体制之间的主动的参与 ② 。

倘说思想多元、学生不问政治,是蔡元培北大蓝图互为表里的内容,那么,以新派人物大量充实北大文科与《新青年》迁京,在陈独秀也可谓相辅相成的一体。若非因北大文科学长而被赋予的人事和行政权,陈独秀无从替《新青年》重新打造一个团队;反过来,假如陈独秀手中没有《新青年》这样一个阵地,而只是在北大任文科学长,他也难以形成那种思想凝聚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担任全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深受毛泽东的信任,主导着文艺理论方向,成为意识形态管理中的实权人物。

上述的分析中有一个共识,即以 1942 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分水岭, 座谈会之后延安文艺的组织性加强;分歧在于如何认定座谈会后发生的变化的性质,即延安文艺生产是否是高度组织化的、一种有悖于作家个人创作自由的生产方式,等。下面的思考尝试就延安文艺体制的基础做一点辨析:它的组织性来源于同一时期的共产党的党建经验, 即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被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之所以能够以党建经验中的“群众观点” 转化为文艺体制的基础, 原因之一是与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即它是将文化人纳入到革命力量内部, 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时期的还有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在这个脉络里,延安文艺体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制, 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延安文艺体制的形成过程也是作家主体成长的过程。“群众” 这一角色作为作家“自我” 认知和转变的“他者” 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 “非制度” 意义上的基础。

经陈独秀亲手汲引而入北大的,有胡适、刘半农、李大钊、刘文典,稍后还有高一涵、杨昌济;周作人亦经鲁迅举荐于蔡元培,得任北大文科教授,再加上以兼职身份在北大教书的钱玄同和鲁迅本人,学生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时间,北大文科真是集中了新派人物的翘楚,别处哪有这种气象。重要的是,因了陈独秀的一身而二任,这不特是北大的人材资源,同时也就是《新青年》的人材资源。职是之故,北大与《新青年》彼此羽翼、互为依托,一道形成精神堡垒,做了全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柄杓。

1954年,周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2月,周扬发表文章《我们必须战斗》,发动了批判胡风的运动。“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致使2000多人受到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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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始正式有“宗派”之名也罢,先秦学术实际早有“宗派”情形也罢,都是从思想抱团和认同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什么罪名。所以,我们若据《新青年》鲜明表现对异见取排他的姿态,而认这个同人的团体带着宗派的意味与色调,也无非指它的立场颇为严明,而并不具有指摘的含义。

1955年、1957年,周扬又发起对女作家丁玲的批判,丁玲被打为反党分子,最后入狱。周扬策动了多次批判运动,被称为“文艺沙皇”。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与文艺工作者的合影

《新青年》乃我们现代文学之母,而这位母亲音容之间,宗派的影迹已挥之不去。这样的开端,就像籤筒里抽得一籤,展开一看,上面便写着那样两个字,注定与它不脱干系。

1964年,作为建国十五周年的献礼,周扬完成了新中国革命文艺的经典杰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对现代文学,谈其媒体须从《新青年》讲起,谈其作家则鲁迅为始。而这二者的关系,何尝不互相羽翼?鲁迅现代文学开山祖地位要拜《新青年》所赐,《新青年》所建文学实绩可也多赖鲁迅的小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后有《孔乙己》和《药》,此外还充当它的编委。但这并非鲁迅与《新青年》之间全部的关系,二者除了如所皆知的联系,还另有一番神奇的耦合,即与《新青年》编辑部相似,环绕着鲁迅,也充满了各色宗派的或带宗派意味的纠缠。这种纠缠,从鲁迅成为新文学重镇始,至他辞世,简直没有中断过。

同年,周扬成为“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主要负责对文化文艺界批判。在他的主持下,一批“鬼戏”、“投降戏”的剧作者被点名批判。

延安文艺的发生并不是植根于其当地原有的文脉,而是 “忽如一夜春风来”,是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创建, 在短时间聚集了大量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后出现的。延安文艺的初期往往被视为延安与文化人之间关系的黄金时期,这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当时延安成立了大量的社团和文化组织,另一个是当时的文化政策较为宽松,因而被称之为1940 年前后延安出现的“新景观”[4] 。

了解鲁迅一生怎样无休止打着笔仗,简易的办法是读一本叫作《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的书。它既把鲁迅历来唇枪舌剑之作聚拢到一块儿,还收录了与之反唇相讥的人的文章,而比较难得的是后者。自鲁迅做了圣人,我们基本只能看到他如何“痛打落水狗”、戳穿“‘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嘴脸”,那些反过来骂他的话,多因不敬之忌而避提,偶有引述,亦摘摘拣拣,兼以载有原文的旧报章年湮时远,寻之不易,欲通览此中情形颇为难得,《恩怨录》编出,这缺憾总算弥补。

1965年,周扬被查出患有肺癌。

这一提法为此后的很多研究所继承, 其中所隐含的预设也因而放大。以 《宝塔山下交响乐——20 世纪 40 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 为例, 这是一本研究延安时期文学团体的专著, 其论述的主要脉络是延安时期的文学社团从繁盛到消歇的过程,繁盛的原因在于,“张闻天担任宣传部长期间,采取了以‘文化’为重心,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思路,并相应地为文化人和文化团体制定了诸多具体的相对自由、宽松的组织关系政策以及以创作、研究为本位的文化追求目标” ,因而 ,“极大地激发了延安文化组织的萌生和发展,形成了1940—1941年延安文学团体、文化活动繁盛的局面”[5]274;与之相对照,“随着延安思想整风运动,政治审干运动的大规模展开,1942 年下半年以后,中宣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调整了文化人文化团体政策,文化团体解散、重组,文化人下乡, 转变创作方向,文学历史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5]276 。

大部分讼争,是鲁迅做“投枪和匕首”的个人表演,对方只及招架和哀叹。如陈源怨道,鲁迅搦着一管“刑名师爷”的笔,“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们口舌中,涉及李四光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的工资问题。陈源说,工资明明只有二百五十元,经鲁迅之口却成了“至少五六百元”——以此来证鲁迅擅长“构陷”之不虚。李四光因事涉于己,也登报声明,说馆方为副馆长月薪设定五百元,而他只愿领其半,另一半充公为馆内购书之用。自然是呼应陈源,证实五百元之数的不确。鲁迅见了这声明,但云:“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了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在我们旁观者看,论事实,鲁迅着实冤枉了李四光,但他不动声色,以区区“确有”二字,就仍然摆脱了“捏造事实”的指控。

周扬在天津修养期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没想到,这场风暴很快也席卷了周扬。一夜之间,周扬从当代思想解放运动者,成了万恶的阶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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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候,论敌由于自身不及鲁迅精细,同时还偏偏低估了鲁迅的精细,故笔墨较量起来,理未必输,每输在字缝里。然而,假使论敌并不咬文嚼字、循理来论,鲁迅的老道也可以失去用武之地。

1967年,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于是,周扬被秘密关入秦城监狱,从此失去人身自由,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就大的叙述框架而言,它是一个历时性的勾勒,它所基于的预设是多种形式的文学社团才是适合文化人特点、保证文化自由的现代形式,进而言之,这些文学社团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5]3 ,在这个脉络中,文学社团是与文艺组织即文化工作委员会有着紧张关系的。延安前期的文艺社团的成立, 在狭义上而言与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支持,在广义上而言与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20—30 年代时期的文化人结社聚集、发表作品所依托的环境是现代的新闻、出版市场,到了40年代,随着抗战的深入,即便是相对松散的文化人团体也被组织在抗战救国的政治动员框架之内。

这类论敌,如鲁迅后来总结的,善于“拉大旗作虎皮”。宋儒明儒有“理”“气”之论,套在这些人身上,大抵却只论一口“气”而不在乎什么“理”。他们满嘴伟岸词藻,发为滔滔洪流铺卷一切。次而又从不屑于什么费厄泼赖,每取“群殴”战法,乱拳打死老师傅。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周扬才被释放出来。周扬恢复了名誉,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重新成为文化界的领军人物。

以书中所举的“文抗” 为例,就其组织脉络而言,它的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它依然可以承担“向社会发出抗议或改革的声音” ①,但是它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功能是联络和团结边区和全国的文艺作家和爱好文艺的青年②,这一把握是与全国文抗的宗旨相一致的。换言之,在延安前期,共产党对于文学社团维持着相对松散的、 间接的管理关系。

考究一下,鲁迅后虽被恭奉为左派文学的首领,但他与这种文学的关系,其实是从遭受宗派情绪的排斥肇始的。那阵子,党史上有一个词,叫“关门主义”。创造、太阳两社“革命作家”们对鲁迅所执行的,可以说是文坛的“关门主义”。先前《新青年》取消公开征稿,大概也有“关门主义”之冲动,只是到“革命作家”这儿,我们发现门是越关越小、越关越死了,连最小的缝隙也被紧掩。“革命作家”倘对胡适之、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乃至沈从文辈搞其“关门主义”,还则罢了,怎么连鲁迅也搞在其内,岂不太过偏执极端者乎?冯乃超晚年懊悔地承认了:“我关心创造社的人,反对非创造社的人,流露了浓厚的文人小集团主义”,“出于宗派的情绪,我们这些人就情绪激昂地加以围攻”。可在当时,他们的悔意并不发乎自觉。这股“关门主义”戛然而止,是经过上级组织和领导指示,奉令行事。1929年,党中央责令两社诸党员作家改变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在一起作战”。这样,就诞生出来一个左联,请鲁迅做盟主。

晚年他的思想有巨大转变,对早期种种批判运动都有反思,陆续对胡风等被批判过的人士道歉。

在文学社团所建构出来的自由图景中遮蔽了一个问题,即同一时期文化人内部发生了分歧,形成了宗派。分歧与分宗派,是两个有区别的层面。分歧之产生, 部分地与宗派相关,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到达延安后对于延安现实情况所产生的不同判断。以艾青为例,1942年3月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尊重作家,理解作家》一文,其中有这样一句,“假如医生的工作是保卫人类肉体的健康, 那末, 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 —而后者的作用则更普遍, 持久,深刻”[6]。

建立左联,包含中共对于领导文艺的诸多深远考虑;克服宗派情绪、汇合文学上所有左派力量为革命服务,是题旨之一。而在鲁迅,出于信仰以及实际的原因,也与前不久还猛攻他的一干“革命作家”涣若冰释,接受成为他们的领袖。

(1977年,周扬在北京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讲话)

从这一表述中不难看出鲁迅式的立场“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艾青所指向的是延安当时的一些落后现象,以笔揭示出这些现象才算是尽到作家的本分, 即真诚不欺瞒 ,“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6]。艾青所提出的问题是在 1940—1941年前后逐步显露出来的延安文艺界核心议题之一。以1941 年7—8月间延安当时“文协” 与“鲁艺” 的论战为例, 周扬于6月间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萧军等另一方回复 《 〈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 。针对这个问题,文艺界内部开始提出要加强团结,如 “ 1941年9月,《解放日报》 文艺版在文化俱乐部召开座谈会……主张加强团结,发扬民主……把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运动开展到文艺战线上来”① 。

一时,团结达成了,可问题之源犹在,所以问题终究也只是换了方式来演绎罢了。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中,周扬提出“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引起党内争议和28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周扬被批判。

在这次座谈会之后,1942年 4月,萧军仍提出要离开延安[7],很显然,这次文艺界内部所发出的团结的号召效用不大。这一以文学与生活为题的论争所针对的核心问题即是, 如何认识延安的现状,以及由此相关的创作自由等。这是一个切近当时文艺界创作实际的问题, 它也是促成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直接动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而言, 座谈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回应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产生的各类文艺观点。需要指出的是,1941 年的这次争论更多地是周扬与萧军等的人事、 意气矛盾。直到很多年后,周扬回忆起这一时段, 基本的描述仍是“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 ……而‘文协’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8]。

如其名称“左翼作家联盟”所示,左联原本就是以思想划界的组织。茅盾甚至说:“‘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这个评论主要是针对左联一度甚至抛弃文学只搞街头政治而发,但也可以看作对左联根性的描述。它绝不是寻求和鼓励文学上开放、独立、自我、个性探索的文学团体,而是有着很强集团意识、门禁思想、严内外之防的准地下组织。这些都是左联与生俱来的特色,它的存在与行为,不能不打上这样的烙印。

1984年,周扬不慎跌倒,后由于脑软化病危,成为植物人。1989年7月31日,周扬在北京病逝,终年81岁。

在这个表述之中,因袭了上海时期的宗派矛盾的“鲁艺”/“文抗” 的矛盾, 与“歌颂光明”/“暴露黑暗” 的写作立场,被置于一起来谈。以上文所举的艾青为例,艾青于皖南事变之后来到延安,他的基本立场是“暴露黑暗”,艾青并未参与过上海时期的活动, 并不在 30 年代的宗派矛盾之中,这里所表达“暴露黑暗” 的思考是基于他来延安之后思想上的困惑, 在周扬的叙述之中,被列为与丁玲、萧军同在“文抗”派。这样的裹挟产生了一个后果,即它将作家的创作立场, 与他的出身、人事背景之间形成一个直接的因果关联,沿此路径会得出很荒谬的推论,如从宗派、从家庭身份来推断其作品的政治性。对比周扬的这一段回忆与1942 年座谈会对于宗派矛盾的把握,后者不以宗派的、人事纷争的视野而分析,而是看到跳出人事纷争把握其背后的思想根源,解决方案也是与此相关 。

然而左联最可称奇之处,并在于对外严其内外之防,而在即其阵营内部,也另有藩篱和壁垒。这一点,以往研究者注意不够,但夏衍讲得甚是清楚:

(万象历史·人物传记写作营的第430篇作品,营员“梦里婉歌”的第35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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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在党内有党团书记、党小组,但它毕竟还是一个群众团体,因此它的执委会还设有一个实际办事的行政书记。“左联”党团书记最早是冯乃超,冯调武汉后,雪峰暂时兼了一段时期,就由阳翰笙担任,阳翰笙任“文总”书记后,1932年底由周扬任“左联”党团书记,直到1936年“左联”解散为止。至于行政书记,则是经常轮换的,非党盟员也可以当。我记得除党员阳翰笙、钱杏邨、丁玲外,胡风也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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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党”与“非党”之别。左联日后宗派阴影那么浓重,历来作人际关系、个人恩怨解释,“文革”时甚至歪曲成“四条汉子”存心与鲁迅过不去,真所谓本末倒置也。鲁迅与左联领导层间的介蒂,固掺杂了人为因素,根由却是“党”与“非党”这条线的存在。茅盾论此有言,鲁迅“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左联中的党员对他“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这才是鲁迅与左联关系中的深层问题。

萧军 周扬

左联,它将要解散这样一件大事,鲁迅身为盟主却未预其闻,而是在决定形成后才“被告知”。且从鲁迅一些文字可知,如此这般“守着秘密”已非朝夕,他早有不快,牢骚屡露,比如私下常以“我们的元帅”代称周扬,既刺周的权势,也讽自己枉担虚名。然而居间我们却得说句公道话:周扬之于鲁迅的怨怼,实则亦唯苦笑而已。那个“元帅”,既非周扬攘夺所致,更非他玩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术策。越过鲁迅定夺诸事,抑或“守着秘密”之类,皆非他与党内其他负责同志擅自、故意或出于一己私利以鲁迅为“防”。他们不过是照组织原则行事而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的分析,不是沿着周扬的路径, 将“暴露”与“歌颂”与两个宗派联系起来,而是作了分离 。《讲话》 的开头部分提及宗派主义。其分析的路径是宗派主义问题的解决,它不在于人事,不在于是否保持一致的意见,而是在思想上的转变。这一转变的要求不是对其中的某一派,而是同时对着两派。有关“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 是被置于《讲话》结尾部分。《讲话》认为两者都没有摆正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宗派问题的辨析,还是对“暴露”/“歌颂”问题的分析,它们都被置于《讲话》的整体思路之中,《讲话》所给出的一个解决方向是通过思想改造。事实上,对延安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上海时期的宗派矛盾并不是特别大的事情。1936、1937 年上海的文化人来到延安之时,就“两个口号” 之争做过一些讨论,延安尊重鲁迅,但对不同于鲁迅立场的这一方如周扬、徐懋庸等也并没有太多的苛责,而是在重要的岗位上任用他们。按徐懋庸的回忆,毛泽东认为这场论争是在路线转变的关头发生,它的性质是革命内部的论争 ② 。这个判断是与延安时期共产党对于文化人角色的认知变化有关。

真相是:左联党组织依其职守和纪律,服从和执行上级指示,而以鲁迅为首的党外人士不欲如此行事,双方遂起冲突;冲突导火索是口号及解散左联之争,底蕴则为左联有一虚一实的双重领导关系,滞窒久之,至此乘隙而发。

就事论事,哪一方都没有错。自文艺置于党绝对领导下来讲,乃至该说周扬等更“正确”。但历史又生出了别的枝蔓。延安时期,鲁迅经过毛泽东评价,开始享祀革命文学之圣,往后恩荣益隆,与他相关的各种是非,真正原委都不便理论。其次,这段历史以后还牵入路线斗争内容,“国防文学”系据《八一宣言》提出,“文革”间遂染累于王明路线。总之积时累日,里头交织了各种彼此掣肘的内容,即“文革”以后,诸当事人也只能欲说还休,主角周扬更是谨慎持重,他刚到延安时还曾对毛泽东诉其“委屈”,晚年反而只作四平八稳之谈,确有历史语境过于复杂的原因。

有关延安时期的文化人的角色,其中一个提法是“文化军队” ,相近的表述有“笔杆子” 、文化战线 等。以毛泽东有关“文化军队”的提法为例,集中提到的有这样几次:1939 年的一二·九运动 4 周年大会讲话,1939 年底、1940 年初在边区“文协”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用胡乔木在论及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群众观点一问题时对军队的提法 ,“红军一开始就在毛主席指导下建立一种新式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党员、红军、党的干部、政府人员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维护群众的利益,把群众力量团结起来, 并使群众相信党、 红军是团结的中心”[9]。换言之,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军队不再是军阀,而是有主义、有理想、是新型的革命力量的代表, 它具有着全新的含义①。军队作为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于其他的阶级、群众团体是有着示范性的作用的。

于今而言,倘欲返抵于1936年语境,只有去读徐懋庸当时写给鲁迅的那封信。此信,今人但知其曾激怒鲁迅,其实那并非它的历史价值。历时约八十年之后,它于我们最足珍异之处,乃是可以还原当时语境下——尤其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以八个“最”、四个“伟大”谈论鲁迅之前——左联党组织以何观点及字眼看待鲁迅。所谓白纸黑字,最足凭信。关于此信,尽管夏衍称为对徐懋庸“劝说无效”之个人行为,但那只表示组织曾阻止写这封信,不表示信中所谈为徐懋庸个人观点。事实上,徐懋庸的角色主要就是在左联党组织与鲁迅之间充当联络人,传递信息,故其所谈,既不宜视为亦断非个人之见。

在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讲话,毛泽东指出:“他说,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中,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的杂感, 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10]。

无论如何,左翼文坛这场各方均以“宗派主义”互指的混战,无有胜利者。鲁迅的健康虽未必可以说从中受到了沉重的损害,但他仅隔一二个月即病殁却是事实。而他身后,那些活着的人,在以后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差不多个个因本案埋下的伏笔,恩怨难泯、各自沉浮,至今令人咨嗟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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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死后两个月,发生西安事变,经斯大林握算,以国共暂泯恩仇而和平解决。蒋介石放弃追剿红军,后者则放弃“苏维埃”目标、承认国民政府统治并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国果然形成抗日统一战线。面此惊天之变,回看先前左翼文坛那不可开交的论争,不免有些啼笑皆非。事实证明,鲁迅所假设的统一战线或致领导权拱手相让,并不存在。岂但如此,统一战线实际令党的事业受惠巨大,决然为二十世纪中国关键的转折点。

在这个语境之中所提“文化上”的反围剿,是就一二·九运动而言,它解放了青年的思想,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到延安前期,大批的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不仅充实了延安的革命力量, 其意义更在于昭示着民主、抗战的延安在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第二次的提法是在边区文协的报告中,即后来出版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军事围剿的结果是红军的北上抗日,文化围剿的结果是一二·九运动。两个围剿的共同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觉悟,‘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 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 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因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在陕北真正安定下来,建立了为国民政府所承认,享有行政、司法、财政、教育、文化、治安等各项权力的边区政府。

也正是在这一文化围剿中,意外地走出了一支属于共产党的浩大的文化新军。”这里将“军事”上、“文化”上并称,不仅仅是肯定了20 世纪30年代上海时期左联的工作成绩,即反抗文化上的围剿,教育青年、启发民众;在“文化新军” 的这个提法里,它包含有对于这些左翼文化人的认定,它们是在一个敌我对抗的逻辑— —即反抗国民党的围剿中不论阶级出身、经历等都被视为“属于共产党的文化新军”,也就是纳入到革命的力量中来。

跟随这变化,乃有大量文化人涌来延安的情形。复因文化人涌至,延安出现众多文化机构和团体。内中,有两个显着的代表。一是鲁艺,一是文抗。鲁艺极有名,不多赘,这里讲讲文抗的由来。1938年,全国性文艺统一战线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1939年迁重庆;同年,萧军、舒群在延安建议搞其分会,经中宣部同意成立,简称“文抗”。文抗有个杂志《文艺月报》,初由丁玲、萧军、舒群同编,本设在鲁艺,但周扬不想要,于是又迁出鲁艺。

就当时投奔延安的文化人来说,“文化新军”“文化军队”这些提法并不陌生, 在 1937 年全面抗战之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就相应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 的口号,以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的措辞来说,如“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 捍卫祖国, 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时间上早于延安。很多回忆文章中提到在文协成立的大会会场有“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文协所提出的这个口号是当时的文艺界一致认可的方向 ②。

慢慢地,鲁艺与文抗,各形成一点圈子。文抗集中着业已成名的文化人;鲁艺的特色在于,除教师不乏成名人物,又拥有作为新生力量的学生群体。两个圈子,似乎各有公认的核心或标杆人物,一边是丁玲,一边是周扬。这说法来自周扬,1978年他会见赵浩生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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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以个别作家为例,如丁玲初到延安时主动要求上前线,她身着军装的照片非常有名, 很多传记和新闻报道中以此为丁玲发生了身份上的重要转换③。而初到延安的人穿上军装、 制服成为很受欢迎的风潮,如韦君宜在《露莎的路》 中记述了这个场景,“最重要的还是招待所发了一身和别人一样的灰布制服给她。又肥又大,穿上一看,真的和别位‘八路’的样子差不多了。可惜的是不能给姐妹们、熟人们和自己家的人都看一看。……想来想去,应当照张相片。向别人打听到了全城惟一的照相馆地址, 就打扮舒齐跑去, 照了个全身相”[11]5,这次照相与露莎考上清华时照相相比,被露莎戏称为“木兰从军”,可见革命青年对共产党军队的认可,也可见这认可中有着浪漫的想象。

丁玲却表示否认,也许她是对的,算不算有什么圈子之类,初亦无从谈起,历史上说法有时是后来追加追认的并不少见。比如周扬把“这两派”追溯到上海时期,以我们所知,涉及丁玲的部分就靠不住。丁玲虽曾任左联行政书记,但1933年便被捕,拘在南京,1936年9月始脱身,与1932年底接掌左联的周扬,少有交集。如果丁、周之间形成什么成见,多半是自延安始。

在1938年底1939年初,茅盾已经观察到,大部分“下乡”“入伍”的文化人已经回到城里,茅盾的批评焦点在于大众化、启迪民众抗日救亡的工作不能深入。相对照而言,延安在这一问题上处理得较好,比如柯仲平、马健翎等所领导的民众剧团一直深入边区各地演出,改革秦腔和眉户,创作新戏,这是与他们原本所从事的大众化运动相关;比如赵树理等在晋东南所做的宣传、通俗文艺演出等工作, 这不仅是与赵树理的文学理念“文摊”有关,更是与他们所在抗敌前线的具体环境有关,要想存活下来并且有效抗敌,首要的是深入群众、发动群众。

但周扬对延安“两派”的对立点,概括得很准,确乎就是“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之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大量的“亭子间”来的文化人来说,这两个团体以及他们的理念在延安仍是少数。这两个团体的活动都早于 1942 年的座谈会就提出了深入群众和民族形式推陈出新的观点,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延安早期并不仅仅是上面文学社团视野中所见出的场景,而参与文学社团的那些革命青年也有着多重的想象, 既有着原来的文化人的一些习惯,也有着对于参军入伍、 抗日救国的设想。

随着越来越多知识分子进入延安,那些在纯军人环境下少有意知或表达的问题,开始频频被关注和谈论,尤其是平等问题、个性问题。知识分子天然地易于注意这些,敏感,且热衷于发表。于是,烦言常有所闻,乃至作为“失望”流露出来。1941年起至1942年春天为止,是这声音渐形强盛的时候,有很多表现,画展、戏剧、墙报、杂文等。因为要应对这样的态势,才有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之后,随即启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这两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是促使张闻天写出《关于正确处理文化人和文化团体》一文的背景。这是文章的原题,是张闻天代中央所拟,即上文所引的1940 年12月1日《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对于这篇文章有着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以此为依据,认为延安早期的“黄金时代” 是与张闻天主持文化工作、制定文艺政策相关[5],倾向于张闻天与毛泽东(整风时期负责文艺整风工作)的不同。需要辨析的是,这一文章不仅仅是张闻天个人的意见,而是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出,是代表着当时中央的集体决议。就其出发点来说,文章所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即针对着当时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过“左”的、轻视文化人的倾向)不是简单地为文化人辩护,而是从属于革命的整体需要而言。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如果以此文章为例,与毛泽东的“文化军队” 的提法相对照,就能够看出在思路上的一些微小不同,后者要比前者更进一步,不是在功能的意义上来看待文化人的角色, 而是将其作为革命的构成主体纳入了革命队伍。

周扬文章和萧军们的商榷,从一个方面反映着《讲话》前延安知识分子中两种不同声音。周扬说抱怨不对,对新的环境和生活应该热爱;萧军们于此逻辑表示恕难赞同,他们觉得抱怨即爱,恰因热爱才抱怨,“一个在光明里面特别爱好黑点和追求黑点的人,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光明底追求和创造者”。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文化军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命名系统,是对原有的左翼文化人的重新定义,它们不是30年代上海时期所提的外在于革命的 “同路人”,而是内在于中国革命主体生成的力量。从这个脉络来看,不难看出前面所提到的毛泽东对于宗派问题的分析,其重点并不在于在文艺界内部来把握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要整合不同的文化力量,形成一个文化的统一战线。

就此,又要强调一下延安语境的变化。一直到1942年4月,延安的思想环境与状态还颇为松弛,甚至“自由”,这是萧军们所以言而无忌的原因。勇于批评且认为批评对革命有益的态度,在知识分子中占多数,周扬视批评为销蚀的观点,一般不以为然。所以,当时延安除“暴露黑暗”外,还有“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等好些坚持启蒙精神的主张。《讲话》加了引号而列举和批评的七种说法,皆系延安文人中很普遍的舆论。总之,延安文学的前半期,还主要是对“五四”批判现实传统的祧附,人们并不觉得因为在延安,文学就需要变成另外的样子。

这不仅是延安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区别,也是延安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时期的重要区别。从1939年“枪杆子”“笔杆子”并提的提法,到1940年《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再到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引言中开篇所设定的发言角度 — —“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而言,这一思路有其一致性。

“光”“黑”争执从区区一隅、转瞬即逝的小事,终至为史上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篇章,是因丁玲所称的“并不广泛”的读者中,有位特殊人物。我们知道萧军为退稿事,去找过毛泽东,还态度狷狂,声言要舍延安、去重庆。这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面谈之后,1941年8月2日,毛亲致萧军一信: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

换言之,文化人的、 知识分子的问题是被纳入到革命力量的重组的命题中来处理的,而这个命题不能抽象地理解为文化人、知识分子被吸纳到共产党的体制之中,而是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这一时期也是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发生重大变化、提出克服官僚主义等一系列提法的时期。

毛泽东的关注,除直接材料,又有间接的线索。从文本比较角度,我们觉得周扬那篇《文艺与生活漫谈》,毛多半细细读过。文中“实际上,又有几个文艺工作者真个和他们较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同他们打通了心,了解了他们的一切生活习惯,他们极细微的心理?我们和他们的接触是不经常的,常常是不自然的”之论,想必深获毛泽东之心。我们未必轻言《讲话》重要论述“深入工农兵生活”来自周扬,但从互文参照方面说,两者内容很相近;同时周文在前、《讲话》在后,这一时间关系也是清楚的。

从落实到人来讲,“暴露黑暗派”阵营是时过境迁,经过“再解释”追加追认的,里面必然掺杂了更多的主观因素,故而有人为构设的痕迹。这主要体现在丁玲身上。假若1942年就提出一个“暴露黑暗派”名单,她未必被列入,更不要说“为首”。当中的变化与隐情我们知道不多,但时间显然参与了变化。不过另一面,也无须太过夸大时间的作用,事情的基本内核是保持的、延续的,《讲话》固未直指何人乃“暴露黑暗派”,不等于毛泽东当时心中无此萦绕;无论如何无法想象,1958年圈定这名单,只是毛泽东灵机一动的产物。

就其精神渊源来说,延安文艺的发生可以溯源至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时期。[12]不过探讨其体制的生成,需要考虑一个现实前提,即延安文艺的构成力量是多样的, 常见的说法如两支革命文艺大军的汇合,以及年轻的写作者的涌现, 加上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处境和历史任务也在发生变化,这些都使得它的文艺政策、 组织形态等呈现出与苏维埃时期不同的特征。文化人大量地来到延安,所产生的冲击不仅仅是造成文艺繁荣的“新景观”,更多地是造成了共产党、军队构成成分的变化。以思想改造作为方案解决文艺界宗派主义、文化人的政治认识等问题,是与来自于当时的共产党整顿党内作风、根据地建设的现实处境中所产生的经验有关。

尤其关注这件事,对毛泽东不是偶然的,关乎1942年毛泽东一个重大思考。它表现于文艺领域、诉诸文艺论争,而本质与意义在于思想的主导与权威。当其时,他方致全力于解决此问题,这就是后来何以用“全党思想统一”来论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在完成这一事业时,批判宗派主义是最重要的武器。他将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党八股并称党风三大顽症,通过对宗派主义的批判,他殄灭了思想的混溷,平抑了认识的乱局。经过他独有的解释,与宗派问题有关的话语,已经被带往全新的方面。

按陈云的统计,“截至1940 年11月,尽管我们党政军各部门,基本是以老干部为骨干。党政方面,地委书记,专员以上,都是老干部;军队因有老的基础, 中级干部主要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但是和之前相比,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新干部的人数在迅速增加,中下级干部,百分之八十五是新干部。在中级干部中, 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在各个根据地中,还有广大数量的非党干部”[13]。

我们且借词义变化以观。《现代汉语词典》就“宗派”一词于正解“政治、学术、宗教方面的自成一派而和别派对立的集团”外,专以括号注上“今多用于贬义”的说明;复于“宗派主义”释曰:“只顾小集团的利益,好闹独立性和做无原则的派系斗争等”。商务印书馆《汉语大词典》,在“宗派”条下共列古今五种解释,最后一种是“今指为不正当目的结成的小集团。”

陈云所指的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新干部快速增加主要是指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大量知识分子来到延安这一时期,陈云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常提到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与非党干部的矛盾。为什么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陈云给出过一个解释,“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 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13]。这个解释是着眼于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共产党,支持抗日。至于为什么要抢夺“知识分子” 以及“知识分子” 有何长才,在这里并没有说明, 其中“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反倒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出了当时的认识, 即知识分子并不属于无产阶级队伍,共产党吸收党员应该注重阶级构成。

这些新的语义,发凡人便是毛泽东,由来均可在1942年重要着作之一《整顿党的作风》中找到。该文就“宗派主义”论道:“首先就是闹独立性”、“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另如“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也列为“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的表现。

按照王奇生的研究,自五四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础都是中小知识分子, 在20世纪20年代初国民党改组之后,为中小知识分子提供了参与政治、解决生计的途径, 因而其党员中知识分子构成比例非常高;而同一时期,中共对知识青年吸纳较为慎重,就组织管理层面而言,知识分子“脑筋较复杂,不易宣传” “行动浪漫” “很难以纪律相绳”,[14]40-41而这些问题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 属性。到了 20 世纪30年代后期,中共党员人数迅速扩充,从1937 年的4万人,“猛增到1940年的80万人”,到1945年“中共党员人数是121万”。与此同时国民党(以及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三青团)也在扩充党员,“在这场组织竞争中,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成为三方争夺的重点”[14]34-1342,即陈云上面所说的两党竞争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来说,其大量扩收新党员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战争的冲击, 军事溃退使国民党在长江地区的地方组织和权力基础几近解体;其二,对外面临中共的组织竞争。[14]341从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基层组织上的大量扩充也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共产党所面临的压力。虽然此时两党已达成抗日统一战线,边区也被认可为合法的政权,但是两党在政治组织上的紧张感并不亚于时常出现的军事摩擦。

这样,“宗派”完全转为贬义词。先前我们曾经诠疏,它在古代大致中性,引申为门户攘斥时才稍含贬抑。除了词义转为负面,另外的更重要变化是,毛泽东还赋予或使之隐含了主宾、主从意味。原本,“宗派”仅有相左、颉颃、牴牾等意,无所谓忤逆附从。经毛阐发,用法大殊。如《整顿党的作风》所论,是以“局部”犯“全体”、以“个人”犯“党”、以“民主”犯“集中”等,罪状亦相应为“闹独立性”、“小集团”等;最终,宗派问题在政治上将通向反党。

20年代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在延安仍然存在,但共产党这一时期大量吸收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入党,既与这样的竞争关系有关,更与抗战救亡的大背景相关。以当时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为例,陕北公学的办学宗旨中,弱化了延安的阶级色彩,突出了统一战线的性质。“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的学校, 只要不是汉奸亲日派, 经过规定的入学测验,没有严重的病, 都能入校学习, 因此也不分党派,更不分性别”[15];抗日军政大学在招生简章中的“入学资格” 亦对招录学员的党派、信仰、 性别均没有要求。需要指出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不完全等同于直接进入到党组织之中,它经过了学校这一环节的转化, 而经过初步的教育(马列课程、 革命史)的学生们,很快被充实到边区建设之中, 这也是与同一时期的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国民党的党员系统与地方政府系统在人事上矛盾很深。[14]336-338

如果历史陵谷之变,可寄寓、浓缩于个别语词,那“宗派”就是这样。这种时候,有些事情可能只因语词理解的错位、不当或不到,而南辕北辙。像“宗派”词义之变,我等晚生之人,因得以饱看波诡云谲,不难冒充“事后诸葛亮”,而当时伴随历史一道同行者,若要辨悉窍要却谈何容易。胡风冤案千头万绪,如果抉要以言,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宗派”词义误其所指,以致踏空跌仆。

对于共产党来说, 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 并不仅仅是为了抗战统一战线的话语权, 其更为切近的任务是建设陕甘宁边区, 以巩固根据地作为后盾配合军事斗争。以当时的边区施政纲领中有关文化教育的为例 , “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 推广新文字教育, 健全正规学制, 普及国民教育, 改善小学教员生活, 实施成年补习教育” 等 ① 。这是此前战争为主时期所不曾面临的任务, 它需要大量的科学艺术人才补充进来, 因而出现了大量的非党干部, 承担着边区建设的工作。这是一个持续的工作, 如 1941 年延安仍建议大量招收知识青年, 充实干部队伍。②

反胡风斗争以1954年12月8日周扬着名报告《我们必须战斗》正式打响后,随着铺天盖地的批判,胡风或能了解对宗派、宗派主义的正确用法。如郭沫若批判文章,开篇对胡风问题的表述:

由于战时情况紧张,人手短缺,这些干部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前所进行的教育是不足的。这一时期围绕干部的培养,产生了很多的论述,如张闻天在抗大讲授做人和个人的工作能力[16]434-449 ,刘少奇谈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7]97 -167 等。从这些论述可以见出这一时期, 因其构成成分的变化,党的建设产生了新的应对措施。谈共产党员修养这样的提法之所以被提出, 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知,即“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也能够成为合格的党员。换言之, 党的基本构成并不依托于特定的阶级本质,或者说,其政治性的认定并不直接等同于阶级出身。根据胡乔木的回忆,毛泽东提出, 各地举办高级学习组是搞好整风极重要的关键 ”,“学习要以理论联系实际为目的, 学习的内容在实际方面首先阅读六大以来的文件, 研究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 在理论方面着重研究思想方法论和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 。[18]203

多年来,胡风在文艺领域内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小集团……解放后,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大部仍坚持他们一贯的错误的观点立场,顽强地和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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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第一批材料时的评骘:

张闻天

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党对于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党文艺小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

与同一时期的国民党所出现的组织规模急速扩充而组织涣散的情况相比,共产党以学习和思想改造来培养干部的方式,是一个有效的党建措施,它使得共产党的组织依托于思想,而非人事、行政。思想所开拓的边界也就是党的影响力所能达至的边界,它使得共产党组织成为一个具有活力、扩张力的组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思想改造的学习和工作作风的改造,不是向内转的,而是设置了一个外在的参照系,即“群众”。在学习和改造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列经典的学习,二是联系实际,这也是知识分子获得正确知识的根本路径。“群众” 的位置,并不从属于这个获取知识的过程之中,但它始终在场,相对于马列的经典,它的位置是中国的实际经验;相对于实际的调查研究,它的位置是破除实证意义的“现实” ,它提出了行动的方向。这一位置的设定,使得每个党员干部的思想学习和工作作风的改造,变成了一个主体成长的过程,个人与党组织的关系, 个人与自我的关系,被置于与群众的关系之中。在这个设定里,“群众”的位置是灵活的,它略微突破了原有的固化的阶级分析框架,既保留了阶级成分的分析,同时将其转变为政治分析,阶级成分也可以转化。

宗派现象,要害是反党。对“丁、陈集团”是此用法,对“胡风集团”也是,只不过到第三批材料公布时,宸怀震怒,胡风问题从“反党”升格为“反革命”,变成敌对性质,连宗派主义资格也褫夺了。

在原有的阶级分析结构之中,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这一固化的阶级革命的认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被突破, 20世纪30年代将农民发动起来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方法被更为深入而系统地用于党的建设,成为干部培养的原则。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乃至一般历史,发现宗派问题不单是从头贯脚的粗线,也如连根拔起的定海神针,搅天扰地。事到胡风一案,既属惨烈,不意随后“文革”间更因派性、派系上演武斗,神鬼皆愁。这些以后的情形,去今未远,我们姑就此省减笔墨。

换言之,它重新界定了什么是共产党员,这个界定不仅依托于形式上的规范条例,如党员登记,党费、处罚条例等,而是更侧重精神实质,即做好了与群众有关的工作, 就是合格的党员, 这是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上优胜于当时的国民党之处。群众是处在政党的行政组织的外部,即他们不直接参加党的活动,但是在党的建设上它又被转变为政党关系的内部。它转化为每个党员的成长的必要的 “他者”,在这个革命主体的成长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它是通过克服静态的意义上的位置,不断地重构与群众的关系,才能够真正地完成党组织的建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党的组织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与每个共产党员的、革命主体的成长过程同构的。只有处理好与群众的关系,才能够维持党的活力,群众路线之被称为共产党的生命线正基于此。对比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建党和国民党的建党,能够看出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组织建制中所设定的应对官僚体制僵化的一种方式。

“文革”一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能量好像方才释空,然后迎来海晏河清。然而,根源究竟是否袪除,谁也不知。从文学来讲,迄乎八十年代末,文坛分歧虽有价值冲突底蕴,可手法也真不乏宗派倾轧的意味。从社会来讲,即在目下,就似乎随时可以浮现扫灭不同意见的冲动。

较晚近的着眼于延安文艺生产的组织性的研究有一个提法,认为 “现代中国革命这样的现代性装置本身蕴含的永恒的结构性困境,不仅不可能在延安得到解决,它将挥之不去,始终与‘革命’如影随形”。在这个问题基础上,丁玲等人杂文中对当时延安所存在问题的批评, 不能被理解为革命之外的、个人主义立场的表现,而是革命内部的更为激进的要求平等和民主的要求。[3]这个路径有启发性, 但笔者尝试补充的一点是延安时期对于官僚、教条问题的反驳, 并不仅仅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从个人的立场出发,它同时也有着系统性的反思和实践,使得延安时期的政党组织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性装置” 。

凡事皆有两面,在中国现代思想进程中,宗派问题确有两面性。一是价值离析、言不一途、思想活跃,与“帝王时代”判然有别、体现“现代”特征的一面,若不如此而千人一腔,反倒是“千奇百怪”、“专制余毒”。然而,我们也看到甚至更多看到了另一面,多少排轧、斥逐、非毁以至于构陷、禁锢、威压因宗派而起,不单造成个人悲剧,复使国家文明脚步深受拖累。以我们的知识,多声部、言不一途,可以正能量大过负能量,但前提是“不急于是非”。经历许多教训,国人不知可否了解它的好处;就算非急不可,亦请只急于坚定自己立场,而非急于禁绝他人思想——起码做到不因一己之见,当街掌掴相左人士,且无论自以为是如何的正确。

《讲话》之中“为什么人”的问题,与整风之中所探索党的建设经验中的 “群众观点”的分析思路是相通的。重新来看《讲话》的开篇对文艺界宗派主义问题的认识:“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 其中对于文艺界的宗派的分析和解决, 是与解决党内的宗派问题的思路是一致的。整风的大背景构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政策的主导思想。从其表面上来看,它给人以用 “外部性” 取消文艺的“内部性” (作家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的印象, 但它是通过“思想” 的转变方式进行的,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是将文化人纳入到政党运作的过程;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是政党扩大自己的边界,并重建组织形态的过程。换言之,在当时的解决方案中,文化人的组织问题被置于知识分子问题之中,而知识分子的问题是置于党的组织重构的命题之中。在这个命题之中,知识分子的设定并不是进入官僚体制,而是成为无产阶级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

本文原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9年01期

注释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M]∥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李杨.“右”与“左”的辩证法:再谈打开“延安文艺”的正确方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

[4]李洁非.枪杆子,笔杆子——19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新景观[J].南方文坛,2003.

[5]吴敏.宝塔山下交响乐——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

[6]艾青.尊重作家,理解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N].解放日报,1942-3-11.

[7]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M].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

[8]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J].新文学史料,1979.

[9]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1]韦君宜.韦君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12]艾克思.延安文艺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13]陈云.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M]∥陈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4]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

[15]成仿吾.半年来的陕北公学[M]∥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16]张闻天.论待人接物的问题[M]∥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17]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8]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参见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5年第2期;徐秀慧《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从韦护形象与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

参见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年第3期;李晨《〈在医院中〉再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

参见吴敏《宝塔山下交响乐---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中《总序》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其角色的界定。

《努力开展文艺运动》,《解放日报》1941年8月3日,转引自孙晓忠、高明编《延安乡村建设资料》,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7页。

这次座谈会的召开,按时间推测是与整风的大环境相关,不完全是针对周扬、萧军的争论。《解放日报》的改组是在1942年3月11日开始酝酿讨论,4月1日正式改版。1941年9月所召开的加强团结的座谈会,是在《解放日报》改组之前,按其中“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提法看,推测与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9月政治局会议有关),其中毛泽东的发言中提到一条,“在延安的学校中,在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参考陈晋《毛泽东的文艺生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1938年5月23日,应徐懋庸请求,毛泽东会见徐懋庸时,谈了关于两个口号的6点意见。参见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这并不是说军队的官兵之间、部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不存在问题,1940年整风期间,军队与地方的关系是整风的重点,1948年的整风工作是以“有文化的军队”作为重点,这里想强调的是军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同时作为中国革命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军队对于其他的阶级、群众团体是有着示范性的作用的。

有关文协这一口号的提出与实践,参考杨洪承《“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缘起及意义》,见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参见丁玲西站团期间接受的记者访问。

参考《把文化工作推进一步》(1942年3月25日《解放日报》),其中对于文化人的界定有两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文化界的人士是和前线的战士一样,同样地艰苦地奋斗”;其二,“文化运动不仅仅推动着抗战,并且也有助于建国。……如果没有全国各地到来的科学技术人才,文艺家、社会科学者,以及其他文化人士与知识分子的努力参加,是不可能获得现有的成绩的”。孙晓忠、高明编《延安乡村建设资料》,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941年10月18日,毛泽东又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建议从苏北、安徽各根据地招收知识青年到延安学习,指出:“因西安交通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知识分子来源已断,不但抗大三分校教育行将停顿,即军委机关及留守兵团亦得不到知识分子的补充。提议由苏北以至安徽各根据地招政治纯洁、体格强健、有中学程度之知识青年六百至一千人来延,不分男女,经你们初步审查之后,即可组织成队,经华北分批送达此间,如有熟练工人及技术人才更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第333-334页。

陈子善:张爱玲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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