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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空飞钓亦关情,浅析俄译

2019-12-26 00:36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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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的戏场艺术》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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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润璞 (James Irving Crump,Jr. 柯迂儒,1921—2002) 是美国汉学界杰出的翻译家和研究元杂剧的开山鼻祖。谈到他的中文名,戏曲研究名家曾永义先生写道:“‘柯润璞’是他英文名字的谐音,其见义则是呈现他道家的修为;而他二十年前所取的‘柯迂儒’固然也以‘柯’译其姓,但也可以看出他儒者的谦虚中透露着几分诙谐。”(柯润璞着,魏淑珠译,《元杂剧的戏场艺术》序,2001)他的父亲詹姆斯·欧文·克朗普(James Irving Crump,1887—1979)是位十分高产的作家,出版过四十多部书,曾担任《男孩生活》刊物主编二十多年。出生在书香门第,他从小就浸濡在父亲引人入胜的文字世界里,驾驶着飞机,操控着潜艇,翔空拓海,探索着史前的地球。在想象力极度丰富的同时,他也与语言文字结下终生的不解之缘。

  俄罗斯汉学是世界汉学的重要分支,俄罗斯汉学界在语言学、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宗教学、文化学、考古学、人类学等领域都具有世界级的成果和声誉。俄罗斯汉学家们一直重视对《史记》的翻译与研究,秦汉史专家克罗里曾指出,“第一部中国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记载的《史记》俄译始于19世纪汉学家比丘林,其晚年编撰的《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收录了其翻译的《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两篇。此后的100多年里,俄罗斯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从未停止,并涌现了《史记》俄译本13种。

1950年柯润璞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是汉学家金守拙(George Alexander Kennedy,1901—1960,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师从汉学家福兰阁、海尼士)。1943年,为方便开赴中国对日作战的美国士兵学习汉语,耶鲁大学远东语言研究所(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负责拟订了一套拼写汉语的拉丁语字母系统,即着名的“耶鲁拼音系统”(Yale Romanization of Mandarin),其主要开发人正是这位汉语语言及语音学研究的专家金守拙。在金的指导下,柯润璞于1947年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发表了生平第一篇论文《柳宗元》,同年他还编辑出版了金主持的“铜镜系列丛书”之《水浒传选辑》(Selections from the Shui-hu chuan),其中选编了《沂岭杀虎》和《古庙避雪》的内容并附有精彩的评述。

  《史记》的译本差异性较大

在博士论文《〈新编五代史平话〉语言中的一些问题》(Some Problem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hin-bian Wuu-day Shyy Pyng-huah, 1951)的扉页中,除了金守拙之外,柯润璞致谢的导师还包括中国早期语言学研究界的“三巨头”: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根据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的记载,我们得知,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为适应开赴远东作战的士兵学习语言的需求,陆军战略服务处曾在若干大学开设“陆军中文特训项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哈佛大学的中文特训班由赵元任先生主持,后来美国的汉学家如牟复礼(Frederic W. Mote,1922—2005)、柯润璞等皆从中所出 。家学熏陶, 名师传灯,外加禀赋卓然,所有这一切为柯润璞日后在美国汉学舞台上的华丽演出埋下了令人期待的伏笔。

  俄译《史记》的百余年历程折射了不同时期俄罗斯汉学家对于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等不同问题的关注。这些译本中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当属维亚特金等人翻译的《史记》全译本,以及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翻译的《史记》节译本。

柯润璞于1949年起执教于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之后便一直在此传道授业。他颇有语言天赋,通晓法文、拉丁文、德文和日文,治学领域十分广泛。此外,他的日常生活也因为别样的爱好而异常丰富多彩。1969年,赵元任、白芝、柯润璞等在美国创建了“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2006年,其会刊《中国演唱文艺》第26辑出版专集,纪念柯润璞的汉学研究成就,其中有不少着名学者的回忆文章,谈及柯润璞平生的两大爱好:飞蝇钓和翔空。精通木工技艺的他曾亲自造出精致的鱼竿、古色古香的钢琴,以及一架滑翔机,并自诩为“翔空老翁”,还将这一名号用隶书写于机翼之上。不难想象,对天空和海洋的渴慕与年少时阅读父亲的作品不无关系,只言片语的回忆仅能勾勒出他在生活中翔空飞钓的侧影。然而柯润璞用语言在文本空间展演的视觉盛宴,却能让读者身临其境地观赏到他是如何翱翔在战国的天空,畅游于戏曲的海洋。

  维亚特金等人的全译本完全是学术性的翻译,其遵循康拉德的观点,在翻译中注重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关注司马迁的历史观,并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可以丰富古典史学的内涵,随着《史记》的学术翻译,司马迁的历史观可能成为古典史学的一部分。学术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再现文本的学术信息,因此译者需要采用一系列手段,包括保证语言学意义上的准确性,原文缺失的词语要予以补全。此外,对译本还要加以详细的注释和附录。

白话文学是柯润璞进行汉学研究的起点,继在博士论文中研究《新编五代史平话》之后,其相关领域的论文包括:《平话及三国志的早期历史》(P’ing-hu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kuo Chih, 1951), 《论中国古代白话文学》(On Chinese Medieval Vernacular, 1953),以及一篇法语论文《远程视域中的定位:有关中世纪中国世俗文学的一个主题》(Dans une ecran de radar: Un Theme de la Litterature Vulgaire du Moyen Age Chinois, 1961)。由于金守拙以语言和法律研究着称,受其影响,柯润璞用比较的维度以日本为对象写就过两篇论文:《养老律令中“借” 来的唐代称谓和机构》(“Borrowed” T’ang Titles and Offices in the Yoro Code, 1952)和《早期日本的唐代刑法》(T’ang Penal Law in EarlyJapan, 1953)。在同一时期,他还撰写了大量的书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卓尔合作完成的两篇论文,《战国时期的纵横家》(Peripatetic Rhetors of the Warring Kingdoms, 1951)以及《汉代之前的游说:法家》(Pre-Han Persuasion: The Legalist School, 1952),却向我们显示出他当时对于研究对象的关注有所变化。

  1956年,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翻译的《史记》节译本出版后引起了俄汉学界的关注。这是继比丘林译本之后俄汉学界对《史记》翻译的又一重要尝试。对于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的节译本,学界既有溢美之词,又有质疑之声。俄罗斯学者、《史记》研究专家刘克甫(M. V. Kryukov)认为:“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的节译本暴露了俄罗斯汉学研究领域的诸多问题。《史记》手稿中很多细节问题的真实性存疑。译者根据这样的原文进行翻译,得出的译文必然有失准确。”然而,克罗里则认为,“(阿列克谢耶夫等人)翻译灵活流畅,语言准确而不失优美,堪称以文学方法翻译《史记》的代表作。以一个学者的知识储备为基础,使跨文化之间的转换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他所翻译的作品是原文的完美再现,而不是另外一部作品”。

1960年,柯润璞在《通报》上发表长文《〈战国策〉及其虚构内容》(The Chan-kuo Ts’e and its Fiction),他认为“策”是一种修辞文类,可以用“游说”来概括其特点。四年之后,他的译研集《计策:〈战国策〉研究》(Intrigues: Studies of the Chan-kuo ts’e)出版,其中选取了《战国策》中的五十篇文本,按照主题来分类,九个章节中的每个部分由三到七个不等的文本翻译构成,在不同的主题下有着他睿智的解读和精到的评述。该作品填补了西方汉学界当时研究《战国策》的空白,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宋史研究名家刘子健(James T. C. Liu,1919—1993),《文选》翻译名家康达维,《红楼梦》全本英译者、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等皆撰写书评,称赞该书的贡献。 终于,在1970年,柯润璞依旧凭借一己之力和无限的热忱完成了12策,33卷,共497篇文本的英译《战国策》全本。有关该译本的《索引》在1973年出版,之后在1979年,《索引》也被编入全译本的第二版。1996年再次发行了全本修订版,1999年根据主题而分类编辑的译研集《战国策读本》(Legend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suasions, Ro?鄄mances, and Stories from Chan-kuo ts’e)在甫一面市便极为畅销。

  学界专注《史记》体例研究

柯润璞更为学界熟知的是其在元杂剧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其代表专着《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剧场》(Chinese Theater in the Days of Kublai Khan,1980,下简称《忽》)是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奠基性着作。这部厚积薄发之作集合了他几十年来研究戏剧的精华。在此之前,他除了翻译了大量的杂剧作品之外,还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从文章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在不同时期研究对象和重心的变化:《元杂剧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Yuan Opera, 1958),《中国史诗、歌谣和传奇中的刘知远》(Liu Chih-yuan in the Chinese “Epic”, Ballad and Drama, 1970),《院本,元杂剧喧嚷叫闹的前身》(Yuan-pen, Yuan Drama’s Rowdy Ancestor, 1970),《元杂剧的规律及技巧》(The Conventions and Craft of Yuan Drama, 1971),《曲及其批评》(The Ch’ü and its Critics, 1972),《元杂剧中的宾白》(Spoken Verse in Yuan Drama, 1973)。他还与捷克着名学者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的学生米列娜共同翻译完成了英语世界首个《刘知远诸宫调》的译本《潜龙之歌》(Ballad of the Hidden Dragon, 1971),此译本好评如潮,德裔美国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曾不吝赞美之词,撰写书评大加评述其译文之地道。柯润璞于1973年与赵元任长女、哈佛大学首位华裔女教授、音乐学家赵如兰(Rulan Chao Pian,1922—2013),以及美国民族音乐学家马尔姆(William P. Malm,1960—1994)围绕元杂剧、京剧、日本能剧等主题,在密歇根大学组织召开了学术研讨会,探讨戏剧曲律的中外互动,辨究唱念做打的古今演进,并出版会议论文集《中国与日本的音乐与戏剧》(Chinese and Japanese Music-dramas, 1974),每篇论文后附与会者讨论发言内容,唇枪舌剑的场景跃然纸上,以他者的视角反观,专家和读者都可品读出原本熟悉领域里更为丰富的面向。

  俄罗斯汉学界关于《史记》的体例研究主要集中在维亚特金等人的全译本。很多汉学家们都认可,“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篇,描绘了帝王家族的整体画卷,“研究司马迁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和他的哲学观点都必须以本纪为基础”。维亚特金在研究司马迁的历史观后,认为本纪并非狭义的帝王传记,而是实际上曾经主宰天下的历史人物的传记。他还对《史记》中“表”的结构、注释、翻译和史料来源等问题进行过细致研究与论述,认为表是《史记》整个作品的时间轴线,为“世家”和“列传”打开了一幅更为完整和清晰的画卷。同时,表展现了司马迁及其同时代历史学家对时间、国家和民族延续的理解。表的编写也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忽》一书最早出版于1980年,1990年发行修订版,中文译本由魏淑珠在2001年以《元杂剧的戏场艺术》为题出版。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又分为四个章节:一、《社会背景》,二、《戏台与戏院》,三、《优伶的技艺》,四、《剧本的来龙去脉》。柯润璞通过对戏剧曲辞文本的细读、古文资料的详实分析并结合出土的实物例证来立体地考察元杂剧的历史演变。他戏仿杂剧的体例,将“致读者”编为“楔子”,之后的四个章节即“四折”,最后还写了标明曲牌的三首曲子,作为“散场”。魏淑珠在序言中写道:“在方法上,柯先生除了交叉考证中西史料之外,还钻到剧本里面,仔细推敲对白曲词跟舞台说明之间可能呈现的戏台面貌……柯先生用字精辟凝练,句子里边也绞进了繁复的含义;全书论述详实,没有含糊之处。作者在书中加插了不少花边短评,挖苦不露声色,嘲弄亦庄亦谐,没有学术文章的干涩,倒胜似杂剧净角的科诨。” 第二部分是三出杂剧的英译:《李逵负荆》、《潇湘雨》和《摩合罗》。彭镜禧先生在《摸象:文学翻译评论集》中有结合例证的精彩译评。白芝读过此书后,认为在语言鲜活性的把握上,以及对杂剧翻译的精准度上,无人能与之比肩。除该书中收录的三出杂剧外,柯润璞单独翻译出版的作品还包括:《王勃院本》,《布袋和尚忍字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竹叶舟》。

  关于《史记》中“八书”的研究。俄罗斯汉学家们认为,《尚书》是《史记》八书的学术源头,同时书不仅是历史事件和言语的简单记录,更是各方面知识、习俗的百科全书。然而,俄罗斯的汉学家对《史记》中“世家”这一体例的研究不多,但从维亚特金的研究中也能窥之一二,世家中描写了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社会管理规则等观点。世家是《史记》中对中国古代自然和人文生活进行全景描写的重要部分。

鉴于其在杂剧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柯润璞毫无异议地成为美国汉学界元曲研究的权威,并获邀出席1980年8月在宝岛台湾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他报告的论文是《汉学与元曲》(Sinology and the Yuan Ch’ü)。他还于1986年12月获邀参加第二届汉学会议,并提交论文 《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模仿荟萃》(Pastich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关于《史记》中“列传”的研究,俄罗斯汉学家们归纳为两个方面:列传的文学性问题以及列传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问题。维亚特金认为,列传比《史记》的其他四种体例都更能体现出史学和文学的结合。因为列传中充满了中国民间谚语和俗语,使用了大量的格言警句,丰富了事件冲突和人物语言。

柯润璞并未停下研究的步伐,在元曲的海洋里,他似乎发现了更多未经人打捞的珍宝,“散曲”便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他学术生涯后期用力最勤的领域。考虑到散曲在体裁和韵律上的特点,他在翻译时主张译者应更好地应用“目的语”特征来传达“源语言”文学形式中的独特魅力。因为对字逐个音节的刻板式直译忽略了英语在音节上与汉语的差异性,而使散曲的音韵美丧失殆尽。在《忽》的第四章,他主张先辨析出曲辞中的正字和衬字,然后尽量使译文音步与原文对应,而单独处理衬字,当然力求信达的“炼字”工夫也不可少。这种直观的安排,协调了“归化”和“异化”手段,在平衡中使得译文既精准地道,又不失音韵之美。宋词专家林顺夫曾评述,柯润璞翻译的元人散曲就像一首首优美的英文诗。

除大量相关论文外,柯润璞的散曲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两本着作上。1983年,他出版了《上都乐府:元散曲研究》(Songs from Xanadu: Studies in Mongol-Dynasty Song-Poetry),在这本作者献给其得意门生们的译研集中,他翻译了91首小令和7首套曲,译文旁有对应的竖排原文。第一、六章探讨了元曲韵律的理论问题;第二章主要分析散曲中的常见题材,如思春、悲秋,愁怨等;第三章重点研究张养浩的生平与作品;第四章考察“渔樵故事”中的归隐题材;第五章集中展示了滑稽讽刺类型的曲作;第七章是有关“双渐苏卿”爱情故事的考证;第八章考述了“鸿雁和时间流逝”方面的散曲。第二本作品是《上都乐府续》(Song-Poems from Xanadu, 1993),其中中收录了114首小令和3首套数的精湛译文,作者将此书献给自己的两位高徒:奚如谷与彭镜禧。此书读者的定位是普通大众,全部四章研讨的散曲包括爱情及相关题材作品,讽刺和戏仿主题的作品,有关智慧、沉思和友谊的作品,以及冯子振及其曲作。柯润璞执着地从事着他钟爱的散曲翻译与研究,几十年如一日,亲身见证并参与了元曲研究兴起的全过程。

1996年,柯润璞与肯尼斯·德沃斯基合作,翻译完成全本《搜神记》———《寻觅神异:书写的记录》(In Search of the Supernatural:The Written Record),译着的扉页上写道,此书献给我们各自的导师金守拙和夏志清先生。柯润璞作为美国汉学界元杂剧研究之父名副其实,他不但自己是优秀的学者,也用心培养出一批研究戏曲文学的杰出学者,使其衣钵得以全面的继承,他的几位高足奚如谷、章道犁和彭镜禧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都成了中国戏曲研究的领军人物。

柯润璞在荣休之后依然十分活跃,译作不断,另外还常在同事的课堂上向中外学生演绎元杂剧的精彩。2002年,在天与海之间自在畅游的他满载而归,完成了学术角色所赋予的使命,人生的大戏也最终谢幕。2004年8月7日曾永义先生作诗《悼念柯迂儒教授》:

昔年密大识荆州,杖履追随长者游。学术殿堂高仰望,功名场屋作清流。

等身着作传中外,译笔纵横千百秋。契阔死生多苦恨,天涯望断泪难收。

1976年,柯润璞曾发表过一篇书信:《我对燕昭王黄金台的寻找:答普实克的一封信》(My Search for the Golden Terrace of King Chao: A Letter to J. Prusek)。他在信中借对燕昭王黄金台这一传说的追溯来展示他的整体学术研究观。方块字记录的故事散发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魅力,这让柯润璞着迷不已,当学术的严谨与文艺的曼妙相遇时,针对他毕一生之力来研究和传播的汉文学,柯润璞又将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我作为一个抱有浪漫主义的人,就像古代说书人的忠实听众一样,宁愿相信燕昭王黄金台的故事,以及它象征的一切。所以,即便在对这虚构的高台研究一番之后未能发现真正的遗迹,我也知道在另一个层面上,黄金台就坐落在某个地方,它仍旧求贤若渴,吸引有志之士从事着高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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